2016年4月24日上午9点30分，上海龙华殡仪馆二楼，戚本禹的追悼会低调举行。没有公开讣告，也没有大规模安排，现场却来了近两百人。这个细节很耐人寻味：一个曾经站在时代风口的人，离开时仍然无法完全回到普通人的位置。 戚本禹生前曾交代家属，追悼会只邀请亲属和故友，不必声张。女儿主持仪式，追悼词写得很短，只平实地回顾了他的经历，没有刻意拔高，也没有回避争议。 人们依次瞻仰遗容，三鞠躬，仪式便告一段落。没有长篇讲话，也没有复杂程序。对于戚本禹这样的人物而言，这种克制反而留下了更大的空间，让人去思考他究竟是怎样走到人生的高处，又怎样从高处迅速跌落。 戚本禹出生于1931年，早年进入新闻和理论工作领域。真正改变他命运的，是1960年代中期那场剧烈的政治风云。1964年至1967年间，他逐渐进入重要位置，参与有关文稿、理论和历史问题的工作，成为当时受到关注的年轻干部。 那几年，他的上升速度很快。位置越高，接触到的文件和信息越多，能够发表意见的范围也越广。对一个长期从事文字工作的干部来说，这既是机会，也是极大的考验。文字一旦进入政治核心，就不再只是纸面上的判断，而可能影响许多人的命运。 有意思的是，戚本禹并不是凭借军功或地方治理经验成名，而是依靠文章、观点和政治表达进入公众视野。这样的上升方式，本身就带有鲜明的时代特点。那个特殊阶段，笔端的锋芒有时比行政履历更容易被看见。 但锋芒越盛，风险也越大。1966年以后，政治运动不断扩大，许多原本属于理论争论的问题，被推向现实斗争。戚本禹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，也留下了无法回避的责任。把一切归结为个人野心，未免简单；把一切推给时代环境，同样不能成立。 历史人物最难处理的地方，恰恰在这里。他既是时代洪流中的参与者，也是具体行动的承担者。个人选择与时代压力交织在一起，不能用一句“身不由己”全部解释，更不能用后来的人生遭遇去替代对早期行为的判断。 1967年夏天，局势出现明显变化。8月，戚本禹曾亲自送关锋、王力前往钓鱼台二号楼。此时的“王、关、戚”已经被外界视作一个相互关联的政治组合，三个人的命运彼此牵连。 那一夜之后，局面迅速逆转。王力、关锋先后失势，戚本禹也没有可能独善其身。1968年1月，他与王力、关锋一同被送入秦城监狱。对戚本禹来说，那个持续数年的政治高峰，到这里实际上已经结束。 这里有一个常被混淆的时间点。1980年7月14日，戚本禹办理的是补充逮捕手续，并不是这一天才开始被关押。他早在1968年1月就已经被送入监狱。把两个时间混为一谈，会误解他此后十多年的人生处境。 1983年11月2日，戚本禹被判处有期徒刑十八年。判决落定后，他的生活从政治风云转入漫长的服刑阶段。和王力、关锋相比，他是三人中唯一被判刑者，这也成为其人生经历中极为沉重的一笔。 1986年，戚本禹刑满出狱。有关方面考虑到他的生活安排，为他在上海图书馆提供了工作。此后，他逐渐离开公众视野，在那里工作到1990年代初退休。昔日频繁出现在政治话语中的名字，慢慢变成了图书馆里一位安静的老人。 晚年的戚本禹主要读书、写作，整理自己的经历。他曾向家人透露，回忆录正在刊印，篇幅超过六十万字。2016年4月20日清晨，他在上海病逝，享年85岁。据家属回忆，去世前不久，他仍能听见身边人的话。 家人告诉他，回忆录很快就要出版。病床上的戚本禹没有明显回应，只是安静地躺着。一个多小时后，天色渐亮，7点58分，他停止了呼吸。 四天后的追悼会上，女儿念完简短的悼词，亲属和故友依次告别。没有替他翻案的宣示，也没有刻意塑造某种单一形象。对于一个曾在1960年代占据重要位置、又在1968年突然退出政治舞台的人来说，这场简朴仪式，或许正好对应了他复杂而充满争议的一生。 特别
